在麦迪逊看来，在三种不同的政体中，容易滥用权力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二）文字表述错误或者计算错误的。法院认为，被告的其他行为并无不当，但委托送达存在一定疵瑕，遂在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同时予以指正。

上述四个条件，有的案件仅依据其一，有的则依据其二或更多，因案情不同而有异。……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但这一瑕疵并未伤及说明理由的充分性，予以指正应该是妥当的。[13]法院指出：刘某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同罪，但犯前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不构成累犯。29 类似的案例还如王志峰与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行政受理案。[81]如果站在这种立场上来评价程序违法或者其他程序瑕疵，不仅是轻微的程序瑕疵，即便是较为严重的程序违法，只要没有影响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或者没有侵害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益，便都是无足轻重从而可以忽略不计的。

93 参见卜晓虹：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诉讼中之实然状况与应然构造， 《法律适用》2006年第1-2期。在郭建立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信息公开案[53]中，法院认为，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被告应在2013年10月22日前履行告知义务。毫无疑问，如何表达国民经济问题，肯定是被重申的正统性——"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

当把"人民"与"我们"这两个词汇结合起来对之加以阐释时，说明宪法既是人民的也是"我们"的。政治不单纯是普通民众的行动，也是政治精英与响应者共谋的结果。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我们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

"与此相联系，"人民"在性质上也就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它受制于不同时间段里对"敌人"一词的判断。如此构造的文本结构暗示了这样一个原则立场：军事力量是政党性的而不是国家性的，党对军事力量的绝对领导是保证党领导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它自然由党的领袖掌控。

似乎七五宪法的人民概念并不适合上述定义中的任何一种。宪法的制定者体现了党、国家和人民三者的高度统一，宪法文本则体现了作者与读者的高度重合。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健康原因，党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二、修辞与意义 按照正统和权威的解释，七五宪法是于1975年1月17日由第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相欺骗党，欺骗人民。如何重新构造"正统性"是七五宪法的首要任务。

相反，一个读者对文本应该坚守冷静、温和与克制的立场。与此相一致的表达则是宪法文本："我们……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宪法序言）。

敌友的区分既是界定"人民"的前提也是方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行宪法则只在序言部分加以表达，使得宪法的文本结构更加清晰，包含有制宪者把党的意识形态与党的基本国策加以区分的意图。

在中国的政治话语和实践中，制宪的主体颇为复杂。这正是：不论一代人如何彻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战，但是和前一代人作战容易，要与他们截然不同很难。七五宪法与1978年宪法在序言和总纲两个部分中分别做了不同的分述，文本明示或暗示了"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党坚守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是党领导国家必须奉行的基本国策。这些规定，必将有利于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一、阅读的方法 宪法话语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跨代旅行"中所具有的语义、特质和意义尚未得到充分的阐释，特别是对1975年宪法（下称"七五宪法"）的忽略更是如此。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2'"张春桥："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人民日报》1975年1月20日。如果说是从中国"一百多年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那么1954年宪法就应适时地加以表达，为什么非要等到1975年呢？可以肯定的是，"一百多年"包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最近的历史时期和这个重要事件。

"既然胜利的喜悦是党和人民共享的，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必须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和党要求做的一切："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在中国的政治话语和实践中，有些语词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在特定的语境下这种省略并不影响对意义的判断。

这个工作报告的修辞技艺、叙事方式是当时中国政治话语的杰出模本。1978年宪法的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在这种发现上，一边是现实优越的词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后收入王人博：《法的中国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进入 王人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七五宪法 。对党的这一重大决定不折不扣的贯彻是宪法神圣的职责，也是七五宪法的关键词。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党内极左思想的盛行。

人民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大部分人，一个庞大的许多人。这里的关键不是七五宪法在表达宪政主义宪法概念时有无"重大缺陷"，而是能否用这样一个概念来决定与这个概念毫无关联的一个文本。

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七五宪法（包括修宪报告）的意义与党的其它文本的意义由不同的读者分享着，这些读者从阅读的兴趣和立场来区分——按当时的标准——便可分为"左"的和"右"的，每一类读者都可以从这些文本中阅读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人民是有限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宪法的此种性质既是五四宪法所传，也是为后来中国各部宪法所承。

这些阶级……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对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 1956～1957年代，随着敌对阶级被宣布消灭以及新的"敌人"的出场，"人民"便有了新定义，而定义的方法则从"阶级立场"的尺度转变为意识形态的标准，而毛泽东主席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这种转变作了最充分的说明。对这三个宪法文本的细心阅读就会发现，宪法虽然都表达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指引性，但表述所在文本位置以及表述的方式是不同的。虽说国务院总理代表本届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合情合理，法律上也无须说明，但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语境里，这样的明示又是必要的。1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需要作一点说明：我把自己设定为一个文本的普通读者，与这个文本的"政治性缺陷"的判断无关。

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第二条第一款）。7这些条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

七五宪法所构造的宪法语言以及它的表达方式是对五四宪法的一种极端修正。"国家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社会生产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第十条）。

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推论出党的修宪报告与党的其它文件必须具有完全的同构性。它的职权是：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它职权。